从4月20日开始，当WTI原油期货2005合约以-37.63美元/桶收盘时，原油市场开启了负油价时代。
面对新的油价历史，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际石油市场的发展方向，期货市场和欧佩克，特别是最近几年才建立的维也纳减产联盟的作用，以及美国因素对原油市场的影响等。
重新审视原油市场
原油期货市场，到底是原油价格风险管理工具，还是成为了油价剧烈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期货市场的诞生，以及期货教科书，我们对期货市场的认识是非常正面的，具有价格发现、价格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的重要功能作用，能够增强原油定价的透明性，减少价格波动的影响，使生产商可以锁定销售价格和预期利润，炼油商可以锁定采购价格和生产成本。
但是，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其参与者结构已经较建立的初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各类基金和大型投资银行等以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参与期货交易的频次、规模和深度越来越大，超过了石油生产商、炼油商、贸易商等实体企业的参与程度，以至于被广泛的认为原油期货市场具有了金融属性，存在金融溢价，供求关系在决定原油价格中的作用越来越弱。
这些非商业机构对期货市场的深度参与，提高了市场流动性。而另一方面，期货市场具有做多和做空的双向交易机制。这看起来对买卖双方的交易是公平、合理的，但在实际交易中，做空的成本要低于做多的成本。金融机构交易的目的是在价格波动中进行套利，没有价格波动就没有套利，这也使其被成为投机交易者。从其本质上说，其必然会利用影响价格运行的各种信息，并经常性地做出放大或者缩小这些信息影响作用的解读。再加之大型投资银行或期货经纪机构出于自营交易获利或者赚取更多经纪费等方面的考虑，经常发布投研报告和价格预测。这些因素极易造成市场跟风炒作，最终助长了油价的波动。
对于作为商业交易者的实体企业来说，则厌恶价格波动。其交易的频次和深度远低于非商业交易者，这也决定了期货交易的策略更为保守。否则，其将可能转变成为非商业交易者，开展投机交易，与其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初衷相违背。
因此，原油期货市场的初始作用已经发生转变，存在助长价格波动的倾向，增加了实体企业参与的难度，价格风险管理工具作用有转弱的趋势。此次在WTI期货2005合约最后一个交易日创造出的原油负价格，难以逃避投机交易者利用交易规则和实物交割制度而从单纯交易角度进行逼空的嫌疑，以快速获取投机收益。这也证明了期货市场已经成为了影响价格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欧佩克或维也纳减产联盟 到底是国际原油市场稳定的维护者，还是成为了市场波动的重要推手
欧佩克在其成立时就将“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作为其宗旨。
但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该组织的阿拉伯产油国首次将石油作为应对战争的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从3.01美元/桶迅速增加到了13美元/桶。再加之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爆发，使上世纪70年代成为了开创了油价不断暴涨的年代。
石油价格的长期暴涨导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高企，以及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石油需求严重下降。之后石油价格开始下跌，导致欧佩克产油国官价长期高于期货价格，销量下降明显。
在此情况下，在沙特的带领下，欧佩克放弃石油出口自主定价的官价机制，而改用与原油期货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由价格制定者转变成了价格接受者。此后，欧佩克确定的原油产量配额机制，特别是在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时期所达成的减产协议，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执行，超配额生产成为欧佩克产油国的常态。这也在历史上多长导致沙特在低油价时期采取增产措施报复其他产油国的不合作。
为从2014年100多美元/桶跌至30多美元/桶所经历的苦痛中走出来，沙特和俄罗斯牵头成立了维也纳减产联盟，首次达成了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之间的减产合作，试图提高油价缓解财政困境。
但好景不长，今年伊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减产联盟的脆弱性充分体现，在油价出现超过15%下跌的情况下，沙特仍然祭出了降价增产举措报复俄罗斯的不合作，引发国际油价的剧烈下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度降低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减产联盟所做出的减产幅度依然远低于减少的需求，且墨西哥的坚持导致减产协议公告几度难产。最终达产的协议并没有挽救下跌中油价。
这些历史都表明，欧佩克及随后成立的维也纳减产联盟，既没有在油价快速上涨时增加投资而快速提升石油产能，以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平抑油价，也没有在油价快速下跌时及时做出减产决策，以与需求的减少相匹配抑制油价下跌，而是经常反其道而行之，油价上涨时抑制产量增长，油价下地时增加产量生产。从根本上说，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在关键时期助长市场波动重要因素。
美国 到底是应该站在原油消费国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原油生产国的立场
历史上，美国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但归根结底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终是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以至于在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对其实施石油禁运之后，率先提出了“能源安全”的概念，并促使OECD设立国际能源机构（IEA）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美国的核心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军事部署与行动等都是站在石油消费国的立场，围绕着获取可承受的、稳定的石油供应展开。
但出乎意料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美元的融资成本。融资模式和投资模式的持续创新，引领更多资本投资石油工业，使几十年之前就已有的水平井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换发新活力，使美国出现了页岩革命，页岩油和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彻底扭转了美国原油产量下降的局面。
特别是2014年的低油价并没有击垮页岩油行业，美国页岩油产量呈现出加速趋势。2019年美国页岩油产量高达850万桶/日，并使美国年度平均石油产量达到1220万桶/日，单月最高产量1296万桶/日。页岩油革命使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的同时，也使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了石油净出口国。
伴随着页岩油的持续发展，美国具有了全球石油最大消费国和最大生产国的双重身份，油价的高低变化对美国经济也具有了双面性。一方面，油价高将促进美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会推动物价指数上升，抑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油价低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和民众生活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抑制其石油工业的发展和提升就业率。
因此，美国需要的是合理的油价水平，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取得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油价暴跌，显然极其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在服务业大受影响的情况，其也更担心页岩油行业受到更大冲击而使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和失业率快速上升。同时，美国石油企业数量高达9000多家，在其奉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下，法律上禁止垄断行为。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美国更难以加入减产联盟或从整体上做出减产决策，也限制了美国政府做出支持或不支持页岩油行业决策的能力。美国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境。
目前，国际油价已经事实上开启了“上无顶、下无底”的无限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没有建立新的机制和交易规则之前，未来国际油价的波动性将更强，波动幅度将更大、波动频率更加频繁，在特定的条件下，负油价还将会出现。
对于布伦特期货而言，由于采取现金交割的方式，而不是如WTI等原油期货合约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使其既没有实物交割的诉求，也不必是交易者考虑实物交割之后的运输和储存等后续发生成本对期货价格的影响而在最后交易日进行逼空。因此，布伦特的交易和交割制度决定了其不太可能出现期货交易的负价格。
但是，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由于经常采用与原油期货价格挂钩实行升贴水定价的方式，不排除在升贴水调整不及时的情况下，受挂钩原油期货价格迅速下跌的影响出现实际交易中的负油价。
另一方面，对于石油生产商而言，所生产的原油需要必要的储存和运输措施，且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限制，不可能将生产或储存的石油随意进行处置。这将会使生产商在未来的价格变化及低价格的持续时间和储运成本、连续生产成本、产油设施关闭与重启成本等之间进行多重考虑和平衡，不排除个别生产商将采取负油价销售交易策略保持生产在可预见情况的延续。
总体上看，无论如何，负油价时代的到来，已经打破了对价格原有的认知界限，但由于负油价将严重冲击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了油价的无底线模式只能存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下，绝不会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常态。同时，低油价时代的到来，也呼唤我们对石油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期货市场的作用及健康发展做出深入思考，寻找使石油供需重回稳定和决定价格的途径，将油价维护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均能接受的合理区间，创造有利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